一次，聂荣臻在香港见到一个女通讯员，对她产生了好感，于是约她到家里开门见山的说：“我曾经见过你，对你的印象很深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好？”
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，聂荣臻转移到香港，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，负责收容安置起义幸存者、开办训练班等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叫张瑞华的年轻女党员也来到香港，担任省委机要交通员，来往于香港、九龙、广州之间传送文件。
张瑞华是河南信阳人，比聂荣臻小10岁。1926年，17岁的她告别信阳女子师范学校，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聂荣臻第一次见她，是那年冬天在武昌的一次入党宣誓仪式上，这个端庄的河南姑娘给他留下了印象。
后来广州起义时两人又在总指挥部碰过面，张瑞华主动请求参加危险性很大的肃反工作，这让聂荣臻对她多了几分留意。时隔一年多在香港重逢，聂荣臻已29岁，开始认真考虑终身大事。
他找了机会约张瑞华谈话。张瑞华以为上级有任务交代，没多想就答应了。等聂荣臻把话挑明，她才明白这不是公事。19岁的她此前一门心思扑在革命上，对男女之事毫无准备。她没有当场答复，说要考虑一下。几天后，张瑞华拎着一个小包袱到了聂荣臻的住处，把两个人的命运捆在了一起。
1928年4月，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。
婚后两人面临的第一道关不是感情磨合，而是生计。当时组织规定，男同志每月补助15元，女同志每月7元，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。张瑞华的3元车费要买电车月票，聂荣臻那份同样花在路上。余下22元，既要租房吃饭，还要贴补工作开销。两个人没有职业掩护，每一分钱都算着花。
住处位于皇后道坡上，每天出门要爬几十级台阶。聂荣臻常常早上5点多就出门，忙到半夜才回来。香港的夏天闷热难耐，他整个夏天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衫，白天穿出去，晚上回来洗，第二天接着穿。
有一回张瑞华拉他去商场，径直走到男装柜台拿了件短袖让他试穿。聂荣臻明白妻子的心意，但他不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便凑到妻子耳边低语了一句“有情况”，拉着张瑞华快步离开了店铺。事后张瑞华才反应过来根本没有异常，那是他编的借口。
地下工作不仅清苦，更危险。聂荣臻在香港数次历险，其中一次尤其惊心动魄。那天他上了电车，一眼瞥见人群中有个熟面孔——那是个叛徒。对方也认出了他，还冲他点了点头。
香港当时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，车门常年不关，聂荣臻知道不能犹豫，瞅准时机挤到门口，纵身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了下去。从那以后，跳车成了他的一样本事。他还养成一个习惯：听脚步声。香港的警察穿皮靴，走起路来“咔咔”作响，节奏分明，老远就能听出来。
夜里外出时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。他曾对女儿聂力说过，白区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，很多好同志就是因为在细节上大意了，白白送了命。
即便是夫妻，在白色恐怖下也不能放松警惕。两人彼此不过问对方传递文件的地点和接头对象，不该见的人不见，不该知道的事不问。有一次，聂荣臻临时要见一位同志，外面下着雨，住处只有一间屋子，没地方让妻子回避。他想了想，让张瑞华蒙上被子躺在床上假装睡觉。客人来了，两人压低声音交谈，张瑞华在被子里一动不动。等客人走了，她掀开被子直喘气，说快憋坏了。
1929年六七月间，邓公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途中经过香港，聂荣臻把他请到家里。张瑞华做了一桌饭菜招待，几个人聊得尽兴。这一顿饭就花掉了夫妻俩半个月的伙食费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样的盛情极为难得。
1930年1月，聂荣臻调往天津顺直省委工作，张瑞华随行。同年9月，他们的女儿聂力在上海出生。聂荣臻忙得连女儿出生都顾不上，直到第三天才有空赶到医院。而更大的分离还在后面。聂力出生刚满一年，聂荣臻就远赴中央苏区，此后母女俩留在了上海。
1934年，叛徒告密，张瑞华带着年仅4岁的聂力被捕入狱。在狱中关押了一个月后，敌人查不到实据，才将她们释放。张瑞华带着年幼的女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艰难生存，直到1936年才与聂荣臻在陕北重逢。
这段在香港开始的姻缘，一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1992年聂荣臻以93岁高龄在北京逝世，是最后一位辞世的开国元帅。他晚年曾说自己打了一辈子仗没受过伤，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，算是命大福大之人。
多年后，女儿聂力问母亲当年是谁追的谁。张瑞华笑着说：“当然是你爸爸追我了。他常来看我，找我聊天，我还能不懂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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